前言

潘诺夫斯基在1924-1925年发表的《作为象征形式的透视法》中，掀起了20世纪一股关于“透视”的风潮。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在本文中，潘诺夫斯基对作为“象征形式”的文艺复兴视角进行了阐释。法国哲学家莫里斯·梅洛—庞蒂曾在他的哲学著作中，对潘氏这篇文章进行了大量的论述与引证。

在潘氏对“透视”的认识中，梅洛-庞蒂对“透视”的认识有两个方面的分歧；一方面，梅氏在许多著作中，如《眼与心》一书，将“直线型”等视为潘氏所谓的“符号化”；

而在他于1954~1955年度的《建制·被动性》一书中，则提出“不应将“透视”视为潘氏所解释的符号形态”。

文章力图阐明，梅氏对这两个似乎相互冲突的结论，其原因在于，从透视性方法究竟是一种符号形式这一点来看。

关于“形式”问题，潘氏本人也提出了两条解释途径。在他看来，“象征形式”既是一种文化符号，也是一种传统，但在他看来，“象征形式”既是一种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平衡，也是一种对其它艺术品进行评判的独立视角。

这种解读的紧张关系，可以回溯至“象征形式”这一观念的原点，即恩斯特·卡西尔在新康德学派中所提出的“文化哲学”。卡西尔对“象征形式”的论述，使潘氏对符号的解释有了两条不同的途径。

卡西尔象征性与形式主义

卡西尔的文化理念与“象征形式”这一理念紧密结合在一起，它和康德的超越哲学有着紧密的联系。

康德在他的《纯粹理性批判》的第一章中，把他的认识论研究称为哥白尼的一场变革，康德把他的研究转向了从人的角度来研究这个问题，他说：“我认为，当一个事物（它是一种感性的事物）按照我们的直觉的特点来研究它的时候，它就会成为一种可能。”

康德认为，人的内在天赋是人的认知基础，人的感官必须通过天赋来获得，我们所能获得的关于这个世界的所有知识，都必须通过天赋来获得。

这里所说的“天性”，就是这种“天性”并非源于体验，而在体验之前，就决定了“天性”。

其中，“先知形态”又分为“量”、“质”、“关系”、“模式”四类，共计十二种“先知形态”。

新康德学派卡西尔也相信，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取决于一些形式的媒介，但他对这种形式的描述和康德的描述大相径庭。

卡西尔主张，“形式”不仅指康德对时间和空间的探索，也指我们的一切文化成果，包括神话，宗教，语言，艺术，科学等等，都属于“象征形式”。

卡西尔着重指出，正是这种由人们积极地创作出来的形形色色的文化象征，才使人们认识到了什么是真正的人，“我们应该将人界定为一种象征的生物，而不是一种理智的生物。”

卡西尔认为，动物界充满了杂乱无章的信息，但却没有固定的结构，也没有明确的含义，唯有通过“象征形式”将杂乱无章的感官形象进行系统化、才能使动物界具有固定的含义。

卡西尔还说，对我们来说，这个世界只不过是一个经过象征媒介的形象的世界，“唯有透过这个形象，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称之为真实的东西，也唯有在这个形象里，我们可以有真实：心灵能够获得的最客观的真相，归根结底就是它自己的行动。”

对于卡西尔的哲学，人们曾经批判过卡西尔的哲学是一种主观性的唯心论，也就是批判卡西尔将现实看作是人的灵魂的产品，将思想和灵魂置于客观世界之上，卡西尔反驳道："围绕着人的现实，并非他自己所创造的，而是他自己所承认的，只有他自己才能理解，才能说明现实。”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无论是康德还是卡西尔，都是人们认识这个世界的必要条件，但是，卡西尔的哲学却把它引向了一种更广泛的形式，在卡西尔那里，“对理智的批评就成为了对文化的批评。”

由此，卡西尔的符号化的形式理论，在更广阔的领域内，对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分离问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由于象征形态不仅是人们认知这个世界的必要载体，而且是这个世界向人们展示的必要的中间介质，因此，在这个“象征性”的世界里，主体与客体之间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种互相依存的关系。

同时，由于象征并不局限于科学和理性的知识，而是存在于象征的世界之中，因此，在康德所重视的理性知识的领域，不但突破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对立，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脱离了自己与外界的关系，无论是在语言、艺术、甚至是在神话、宗教等方面，都没有一种单一的、独占一切的“我”与“世界”之分。

此外，与康德一成不变的与生俱来的形态相比，卡西尔的符号形态具有历史的、经验性的和持续的、发展的、变异的特征。

例如，卡西尔曾分析了三个时期的语言形态，分别是：拟声化、象征化，并逐步摆脱了对真实事物的直接模拟，具有了独立的意义。

除语言外，宗教，艺术，数学，物理等符号也在发生着改变。康德把欧几里德的几何学、牛顿的物理看作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真实，其超越性知识论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就是对他所信奉的“数理”的一种超越性的认识。

解释他们的规定是通用的，不过，与康德不同的是，卡西尔并没有将欧几里德几何学、牛顿的物理视为一种不可改变的事实。

卡西尔的象征性形态理论对潘诺夫斯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位艺术史家同时也是德国瓦尔堡研究所的同事和朋友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卡西尔于1920年代所著的《作为象征形式的哲学》共分三卷，分别论述了三种符号形态：语言形态、神话形态和科学形态。

卡西尔对艺术的兴趣很大，而且经常提到，他曾想把它写成一篇完整的文章，但是，出于各种各样的理由，他并没有把它写成书。

潘诺夫斯基是卡西尔的同行和好友，他在1924-1925年《瓦尔堡图书馆报告》中撰写了一篇名为《透视法》的论文，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他实现了卡西尔所构想的方案，把恩斯特·卡西尔所说的“符号形态”这一恰当的说法应用到了艺术史上。

然而，潘诺夫斯基并没有从一般意义上探讨美术问题，相反，他把“象征形式”这一观念应用于美术问题的“透视方法”上。

潘诺夫斯基关于符号形态的两个阐释

(一)符号形态是一种文化符号

潘诺夫斯基对于“符号形态”的“前一种诠释”，其重点在于“符号形态”这一观念是指一种特殊的图画表现方式与一种特殊的图画表现方式有一定的联系，所以，“文艺复兴”的“直线透视”方式只是其中之一，并不比其它透视或图画表现方式更具有优越性。

正如前面提到的，康德的先天论确定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体验的可能，卡西尔的先天论也同样强调了人们对现实的认知始终依赖于文化符号这一媒介。

但是卡西尔把康德的先天论进行了历史的体验，并把标志形式看作是人类的一种心理产物，人们的文化创作从未停止过，因此标志形式并非一成不变，它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发展和改变，因此，不同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会产生相应的文化形态。

潘诺夫斯基把卡西尔的符号形态观念应用于视角问题时，自然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视角并不只是一种，而是很多种，“所以，我们要知道的并不只是一个特殊的艺术时期或地区，而是这些地区所具有的视角。”

除卡西尔的新康德哲学之外，还有一种潘诺夫斯基的观点来自于吉多·豪克，他是一位19世纪的德国数学爱好者，也是一位爱好绘画的人。

在他1879年发表的著作《主观透视法与多立克柱式的水平弯曲》中，豪克区分了一种叫做“共线”的视角，另一种叫做把真实世界中的一条直线，变成一幅画在画上的一条弧线。

豪克相信人们会把一条线看成一条弯曲的线，因此它与视觉体验更为吻合，但是由于人们经常用已有的知识来解释自己看到的东西，因此人们经常忽视了对一条曲线的观察。

潘氏将“共线”与“共形”与特定的历史与文化时代相联系，认为“以曲为本”是上古时代的结果，以“以线为本”则是近代文艺复兴时代的结果。

因此，它们都以“象征形式”来回应其时代的文化特性，其中包含了各个时代的科学家和哲学家们对宇宙本质的认知等等。

潘氏关于“曲率”的说法，在知觉心理学、科学史、达·芬奇的理论等诸多学科中，引发了激烈的辩论，辩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这种曲率”到底是不是上古文明的产物，还是与我们现在的实际生活更加接近，而潘氏理论的诸多缺陷也都暴露了出来。

但另一方面，《洞察力》的作者埃杰顿也指出：“他的论文的主要意义，并不是为了证实古人眼中的曲线，也不是为了证明文艺复兴洞察力只是一种传统，而是为了揭示出每一个时代的文化，都有自己独特的洞察力，也就是一种特殊的符号，用来体现某种世界观。”

潘氏把符号形态和一种特殊的世界观念结合在一起的思考方式，直到他对自己的影像学方法论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

潘氏在其一九三九年的《图像学研究》一书中，引用卡西尔的话，说明了图像学的第三步，也就是一般意义上的图像志的分析：

「若我们把这个单纯的形式，主题，图像，故事，意义，看作是一系列基本原则的表现，那么，恩斯特·卡西尔所谓的「符号」的价值，就可以加以说明了。」

潘氏认为，这一部分研究的是一种文化符号史或卡西尔所谓的“象征”历史，也就是尝试通过影像形态这一文化符号来揭示其所代表的文化的世界观和哲学观点。

在此，他对卡西尔所提出的“象征形式”观念的解读，突出了影像形态与其所具有的一种特殊的文化内涵的关系。

两者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所以我们在通过有关的文化背景来对形象进行说明的时候，也可以通过形象来对文化进行说明，“形象正是在这一层面上，为文化历史学家提供了真正有效的、不可或缺的证据”。

因此，某种符号形式就成为了该文化的符号，而不同的文化中，就会有不同的符号形式，甚至可以说，同样一种符号形式在不同的文化中会表现出不同的面貌。

结尾部分

不管从潘氏本人的文字结构，或是从其他学者对其的解读来看，都有一种将符号形态看作一种特殊的文化核心的符号，或是一种附属于一种特殊的历史文化传统的符号。

由此，我们就会得到一种“穿透方式”的结论，即“穿透方式”。

参考文献

1.法国哲学史

2.美术历史学家

3.艺术学中的观念

4.帕诺夫斯基和艺术史的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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